这是一本弥足珍贵的史料,是迄今为止对于六十年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次大饥荒最翔实的记录。作者系新华社资深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在任职于中国最著名的假新闻制造中心期间,除了每天忙于编造适合执政者口味的新闻稿件之外,杨老还利用职务的便利,广泛搜罗内部文件材料,亲自采访百余位当事人,耗时近20年写成了这本——我粗略地计算——70多万字的巨著。
书中作者详细记录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那次大规模饥荒的来龙去脉。由于政策性失误造成三千万中国人在此次饥荒中丧生的事实早已不是什么讳莫如深的秘密。根据作者在书中得出的数字,从1958年到1961年间的四年时间里,中国大地上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为——骇人听闻的——3600万,这个数字比今天大洋洲所有30个国家加在一起的人口总数还要多。书中的每一字都记录了50条鲜活生命的覆灭。
根据作者提供的资料,大跃进政策导致的全民癫狂是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的罪魁祸首,其主要原因是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叠加:
- 虚报浮夸风造成严重后果。明明亩产一百斤要吹到亩产一万斤(从而体现人民公社优越性)。于是就按一万斤来征收余粮,结果是把第二年的种子也一起收走了。
- 凡是对粮食产量存有疑虑或提出异议者,既被扣上“反对大跃进”、“否定大丰收”、“保守主义”、“蜕化变质分子”……等七八顶帽子,不是直接枪毙就是被折磨致死。
- 许多地区粮仓里有的是存粮,但谁向饥饿的灾民开仓放粮谁就被再扣上“反革命”、“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向社会主义进攻”、“修正主义”……等帽子。作者引证说1960年全国上下余粮约有400亿斤。
- 许多地区的老百姓忙于土法炼钢超英赶美,许多地区的粮食烂在地里没人收割。饿死前好不容易挖到几棵野菜又想起锅碗瓢盆都拿去炼钢了。
哪怕那次饥荒的的确确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自然灾害”,那也是继上一次冰川时期结束以来人类经历过的最大一次天灾。并且凑巧这么大的天灾唯独发生在了中国。明年就是大饥荒五十周年,无论天灾与否,为这些无辜死难的3600万同胞立碑都是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做的。在这点上,作者已经先行一步了。
作者坦言,书名的另一层意思是为这罪恶的专制制度立碑。的确,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教授所言,饥荒永远不会发生在民主国家,更不用说饿死上千万人的巨大灾难。很难想象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能够不受阻力地推行三年之久。正是由于权利缺乏监督和不受约束,执政者的无能、玩忽职守和为所欲为才能酿成一个又一个万劫不复的巨大灾难。
在中国这片有着深厚专制文化的土地上,专制制度至今仍日以继夜地摧残着这个饱受深重苦难的民族。从建国初期的一场场腥风血雨的整肃运动、到改革开放后推行的强制堕胎、强制拆迁、强制收容等一系列强制性政策;从对农村居民政策性的歧视,到对底层劳动者公开的剥削。官场的腐败、商场的无序、权力的滥用、诚信的背离、道德的丧失;文化届的庸俗化、思想界的奴性化、学术界的犬儒化。这一切都是专制制度劣根性的充分体现。
古今中外,所有的专制政权都一再重复着同样的卑鄙勾当。一方面动用强大的国家机器限制和剥夺民众的知情权、话语权、问责权、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另一方面却对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等民生息息相关的事业监管不力。生存在这无可救药的专制体制下,每天都有人在为这些隐患买单,人们永远无法知道下一个受害者将会是谁。但是,可以想象,灾难总有一天会落在我们自己的头上,这只是时间问题。历史总是以惊人的相似性重复。
近几年来,尤其是多灾多难的2008以来,中国人的公民意识正逐步提升,这是令人鼓舞的。当人民不愿再在牢笼里逆来顺受;当人民不再认可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当人民认识到自己的权利正在遭到漠视和侵犯;当人民最终发现牺牲的自由并没有换来生活的保障;当人民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的时候,再强大的专制机器都是不堪一击的;当平等、自由、公正、权利等意识深入人心的时候,专制制度剩下的只有那最后的一铲土了。
这本书出自新华社资深记者之手也算是为这苟延残喘的专制政权敲响了最后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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