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an's 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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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中国发生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民主诉求，这使其在发生时就注定将被载入史册。但大多数人没有料想到，事件的结局是如此的悲壮。更没有想到的是，一次失败的民主诉求，在此后二十年的岁月里，竟然如此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和走向。二十年过去了，当我们回顾历史，所有的这些才逐渐清晰起来。

六҉四҉事件悲剧性的结局是执政党彻底丧失合法性的标志，它使建国以来堆积的所有社会矛盾和解的可能性被彻底打破。如果说一个不体恤民情的政权没有执政的道义基础的话，那么一个屠杀人民的政权则毫无疑问是非法的。执政党彻底扬弃正义也必然注定了其被历史所无情抛弃的结局。

这次事件之后，孤注一掷的执政党，寄希望于通过发展经济来挽救岌岌可危的政治局面。二十年来，生活逐渐殷实起来的一方向往与之相匹配的政治上的权力，而不见起色的绝望一方则加速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他们都被执政者视为不稳定的潜在因素，并被许以更大的经济利益作为诱惑，希望借此无限期地拖延合法性争论。经济的不断加码产生了新的社会矛盾；而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又需要经济上不断加码来冲抵。于是，中国的经济也像打了鸡血一样迅速崛起。

然而，经济指标的提升并未对改善人民的生活起到明显作用。经济发展的大部分成果被小部分具有先天竞争优势的人所瓜分。中国经济二十年来的发展已经清楚地展现为，通过对于底层劳动人民的疯狂掠夺而实现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另一方面，经济指标的改善也未能提升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急功近利的商人在好大喜功的政客的指引下，中国的企业几乎完全放弃自主创新，安于成为世界加工厂，同时毫无节制的挥霍子孙后代的资源，将中国带上拉丁美洲的发展道路。

与此同时，在一切以经济为中心的指导下，中国社会拜金主义、功利主义、机会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极度横行，整个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在如同原始丛林般的竞争环境里，利欲熏心的商人勾结横征暴敛的政客，一方面，疯狂地累积财富，同时又一个个令人目不暇接地列队成为阶下囚。整个社会变成赌徒的赛场、冒险家的乐园。

其次，中国知识界在这次事件后迅速奴化。知识界是历来政治运动的重灾区。如果说知识分子从反右被打断脊梁、文革被彻底消音的话，那么八҉九҉年以后，在权利和金钱的威逼利诱下，奴才型的知识分子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夜间完成从受害者到制度帮凶的脱胎换骨的转变。这些完全丧失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在关系民族大义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袖手旁观、顾左右而言他。而在领会、揣摩、迎合自家主子方面则善解人意，主动抛媚弄骚、投其所好、各显神通。完全丧失了良知和原则，丧失了匡正时弊、启发民智的天职，沦为统治的传话筒和驯服工具。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在前十年时间里，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均有建树，为改革奠定了基础的话，此后二十年改革的成绩则乏善可陈，并为未来埋下来巨大的社会隐患。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六҉四҉事件所导致的合法性危机。然而，罪恶造成的恶果往往只能靠更深的罪恶来掩盖。二十年来，统治集团不仅没有回归正义，反而加速了其黑社会化的进程。八҉九҉年以后，集团内依恋正义者遭无情地排挤、软禁和流放；心狠手辣的刽子手们却一个个身居高位。军队、公安、法院、检察院一一丧失独立性，逐渐沦落为黑社会集团的外围组织，成为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工具。二十年后的今天，执政党已经完全蜕变为一个没有原则、不讲人性只讲党性、一切以维护统治和集团利益为唯一目的专制独裁政权。

迷恋黑暗者最惧怕阳光。独裁政权在强化其统治的同时，不忘变本加厉地打压异议人士、堵塞言论、混淆视听、制造假想敌。在中国，记者、律师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危险的职业。而从网站泄漏的关键词过滤列表可以看出，在当今的中国，言论禁忌是历史上任何文字狱鼎盛时期都无法企及的。

然而，合法性问题不可能永远搁置，六҉四҉是必须得要跨过去的坎。二十年来，人民没有忘记六҉四҉，执政党更不敢忘记。大家心知肚明、心照不宣。历史的评说最终靠得还是天地之间那杆秤，我们有理由相信，正义虽然有时会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罪恶只能通过彻底检讨来救赎，不然只能越积越厚。靠倒浆糊来蒙混过关肯定不是办法。实现权利的顺利更迭，只有弃恶扬善。

随着时间的推移，执政党面临的两难困境将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棘手。靠利益收买无法永远奏效，放任腐败等恶势力肆意发展，唯一结果是被民众暴力声讨；声严色厉地打击腐败，则将亲手消灭制度的坚定拥护者和统治的最后根基。经济强心剂也只能暂时延缓机体的衰败。仓廪丰实自然催生制度上的思考，物质提高则不甘逆来顺受；倘若重回闭关锁国的年代，则民不聊生而无所畏忌。诉诸邪恶也不是长远之计，随着黑社会集团逐渐壮大，当全社会都黑社会化了，那么黑社会赖以生存的敌人又在哪里呢？

仅仅过去了二十年，中国大地沧桑巨变。一次失败的民主诉求竟然以这样的方式，如此悲壮而又深远地影响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等各方面，不禁令人心酸。最后，想起杰弗逊的一句话：之所以暴君可以立足，是因为拥有良知的人民沉默。在当今的中国，邪恶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得更是得益于良知者的集体沉默。每当想到这一点，我就无法继续泰然自若地去寻找一个合适的理由使自己相信，某些邪恶不同于其他的邪恶，或者去说服自己邪恶偶尔也会孕育芬芳。

黄健 于美国旧金山
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日 星期三

美国大选尘埃落定，奥巴马带领民主党不孚众望，不仅赢得了总统宝座，同时横扫参众两院。从今天开始，美国各族人民将紧密团结在以奥巴马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马丁路德金理论的伟大旗帜，翻开黑人统治白人的历史新篇章。

能够以不诉诸流血的方式实现政权的交替，回想起陆克文一年前胜选演说时的感言：一切皆拜民主制度所赐。

我办公室的孟加拉小伙儿今天兴致勃勃地和我讨论美国大选，说他们今年年底也要大选了，然后问我，“中国啥时候大选啊？”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小子不会是存心恶心我吧。

出于谨慎，我不得不首先和他同步一下我们各自对于这个问题的字面理解。“你是说when is the next election in China OR when will China have an election?”我问。

从他惊愕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显然不了解，上帝为西方发明民主制度的同时还为祂的一小部分子民量身定制了一种更加优越的社会制度。然后我就花了半小时跟他介绍了这种制度的诸多优良特性。比如，领袖个个英明伟大、天使下凡，国家大事根本不用你操心。百姓个个备受呵护，全都按圣贤的标准打造，并和外界隔离深怕你学坏，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听说读写都有人管……

“怪不得全世界人民都嫉妒你们啊！”孟加拉小伙儿说：“你们这些上帝的宠儿。”

经聂教授推荐，最近在研读杨继绳的新书，（点击书名下载）。

这是一本弥足珍贵的史料，是迄今为止对于六十年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次大饥荒最翔实的记录。作者系新华社资深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在任职于中国最著名的假新闻制造中心期间，除了每天忙于编造适合执政者口味的新闻稿件之外，杨老还利用职务的便利，广泛搜罗内部文件材料，亲自采访百余位当事人，耗时近20年写成了这本——我粗略地计算——70多万字的巨著。

书中作者详细记录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那次大规模饥荒的来龙去脉。由于政策性失误造成三千万中国人在此次饥荒中丧生的事实早已不是什么讳莫如深的秘密。根据作者在书中得出的数字，从1958年到1961年间的四年时间里，中国大地上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为——骇人听闻的——3600万，这个数字比今天大洋洲所有30个国家加在一起的人口总数还要多。书中的每一字都记录了50条鲜活生命的覆灭。

根据作者提供的资料，大跃进政策导致的全民癫狂是造成大量非正常死亡的罪魁祸首，其主要原因是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叠加：

1. 虚报浮夸风造成严重后果。明明亩产一百斤要吹到亩产一万斤（从而体现人民公社优越性）。于是就按一万斤来征收余粮，结果是把第二年的种子也一起收走了。
2. 凡是对粮食产量存有疑虑或提出异议者，既被扣上“反对大跃进”、“否定大丰收”、“保守主义”、“蜕化变质分子”……等七八顶帽子，不是直接枪毙就是被折磨致死。
3. 许多地区粮仓里有的是存粮，但谁向饥饿的灾民开仓放粮谁就被再扣上“反革命”、“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向社会主义进攻”、“修正主义”……等帽子。作者引证说1960年全国上下余粮约有400亿斤。
4. 许多地区的老百姓忙于土法炼钢超英赶美，许多地区的粮食烂在地里没人收割。饿死前好不容易挖到几棵野菜又想起锅碗瓢盆都拿去炼钢了。

哪怕那次饥荒的的确确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自然灾害”，那也是继上一次冰川时期结束以来人类经历过的最大一次天灾。并且凑巧这么大的天灾唯独发生在了中国。明年就是大饥荒五十周年，无论天灾与否，为这些无辜死难的3600万同胞立碑都是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做的。在这点上，作者已经先行一步了。

作者坦言，书名的另一层意思是为这罪恶的专制制度立碑。的确，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教授所言，饥荒永远不会发生在民主国家，更不用说饿死上千万人的巨大灾难。很难想象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能够不受阻力地推行三年之久。正是由于权利缺乏监督和不受约束，执政者的无能、玩忽职守和为所欲为才能酿成一个又一个万劫不复的巨大灾难。

在中国这片有着深厚专制文化的土地上，专制制度至今仍日以继夜地摧残着这个饱受深重苦难的民族。从建国初期的一场场腥风血雨的整肃运动、到改革开放后推行的强制堕胎、强制拆迁、强制收容等一系列强制性政策；从对农村居民政策性的歧视，到对底层劳动者公开的剥削。官场的腐败、商场的无序、权力的滥用、诚信的背离、道德的丧失；文化届的庸俗化、思想界的奴性化、学术界的犬儒化。这一切都是专制制度劣根性的充分体现。

古今中外，所有的专制政权都一再重复着同样的卑鄙勾当。一方面动用强大的国家机器限制和剥夺民众的知情权、话语权、问责权、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另一方面却对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等民生息息相关的事业监管不力。生存在这无可救药的专制体制下，每天都有人在为这些隐患买单，人们永远无法知道下一个受害者将会是谁。但是，可以想象，灾难总有一天会落在我们自己的头上，这只是时间问题。历史总是以惊人的相似性重复。

近几年来，尤其是多灾多难的2008以来，中国人的公民意识正逐步提升，这是令人鼓舞的。当人民不愿再在牢笼里逆来顺受；当人民不再认可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当人民认识到自己的权利正在遭到漠视和侵犯；当人民最终发现牺牲的自由并没有换来生活的保障；当人民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的时候，再强大的专制机器都是不堪一击的；当平等、自由、公正、权利等意识深入人心的时候，专制制度剩下的只有那最后的一铲土了。

这本书出自新华社资深记者之手也算是为这苟延残喘的专制政权敲响了最后的丧钟。

http://library.hnjhj.com/article/weltanschauung.pdf

据我所知，爱因斯坦写过一篇同名的文章，如果你找的是那篇，尤其是从谷歌或百度链接到这里的朋友，对您的失望我深表歉意，作为补偿，您要的文章我放在这里了。对于其他人，我也同时推荐爱因斯坦的这篇文章。这是一篇和他相对论一样闻名遐迩的文章，希望您也有机会领略伟人的思想精髓。

以下则是我个人思想上的点滴反思。之所以称其为世界观，简单的说就是审视世界的眼光，是对于客观世界本质的思考，也是多年以来逐渐形成的立场与坚持的原则。对其加以整理，目的在于明确和坚定自己所信奉的原则，从而避免人生道路上的彷徨与迷茫。

身处飞速发展的社会，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接受和产生新的思想，有时新的思想甚至会取代旧的思想，这是让人无比欣慰的时代进步的象征。但对于有些根本性问题的看法是根植在我们内心深处、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的。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我们立身之本，任何新接纳的思想都必须经过这些观点的严格检阅。同时，这些重大的、根本性的原则也是不允许轻易改变的，否则这个人就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思想，作为经历的沉淀，和经历本身相比，对于刻画一个独一无二个体来说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所思所想，不敢妄图有所启示作用，有所共鸣已是莫大的荣幸，但至少也可以达到有所了解的目的。

对科学与信仰的看法

很多人把无神论者和无信仰者等同起来，我们知道这是错误的。不相信有超自然的力量不等同于没有任何信仰。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个人是有坚定科学信仰的坚定无神论者。虽然本能地对于一切伪科学及其派生物无限厌恶（如巫术、迷信、玄学），但我不觉得科学与宗教信仰在本质上是矛盾的。我觉得从本质上来讲，人类对科学的信仰与对宗教的信仰都来源于一种共同的强大驱动力，那就是人类对于自然世界的好奇心。没有了这种好奇心，我们就不会去关心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是这样，就不会绞尽脑汁地去推测这些问题的答案，也就不会有进步与文明。当然，当人类还处在茹毛饮血的时代，这些推测中包含了许多不确定的、武断的因素，这些不确定因素，在我看来，就是宗教信仰。

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不断地加深，这些不确定因素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越发扩大。人类的知识就像一个不断膨胀的气球，随着内部容积的不断增大，与外部未知世界接触的表面积也越来越大。所以，在人类信仰中，宗教总会占有一席之地，只是相对比例不断减少而已。

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到另一个趋势。随着宗教生存空间的增大，我们同时看见，“神 ”的功能却在不断缩小。人类茹毛饮血时代的“神”真的是很神的。他们批量生产地球上的生灵、决定万物的生死存亡；他们呼风唤雨、决定日月星辰的走向。而今，“神”的作为已经变得非常有限，哪怕“神”真的做了什么，无非也就是当初在很小的空间里放了一大堆能量；或者当初对单分子无机物进行了不断地高温加热，因为之后发生了什么，我们已经非常精确地知道了。今后，我相信，“神”能做得也只剩下为人类栽培的科学参天大树修理边幅了，只不过有更多的边幅需要修理。

与许多古希腊哲学家、启蒙时期哲学家相似，我认为人类的理性是至高无上的。任何存在的事物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任何合乎理性的事物都应该存在或终将存在。用黑格尔的名言就是“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我同时相信，凡事都是可以推敲其背后的缘由的，并且是可以被人类的理性理解的。从这点上来讲，我同意康德的“人的理性、因果律、道德观念是与生俱来的、根植在我们内心的”的哲学观点。但同时，我对康德对人类理性所持的保守态度不尽赞同。康德认为，我们无法讨论“事物本身”是怎么样的，我们只能讨论“我眼中的事物” 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永远都无法确定我们眼中的“事物本身”是不是真实的“事物本身”。换句话说，人类理性的用武之地是有限的，用他的名言“如果人类的脑袋简单得足以让我们了解的话，我们还是会愚蠢得无法理解它”。同时我对休姆等经验主义哲学家们认为经验是科学的基础也持怀疑态度，我更倾向于相信，理性的作用是用来防止经验成为科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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